创在澴川正当时，人社护航创业路——孝感市返乡创业成效显著

阳光洒在当阳(dāngyáng)市东门小学操场上，一方庄重的纪念碑(jìniànbēi)静立于此。碑上“中国共产党当阳小组诞生地”的字样被照得透亮。

一群系着红领巾(hónglǐngjīn)的孩子从石碑前跑过，稚嫩的声音与1925年(nián)那个燥热的七月遥相呼应。

正是在此地——当年的(de)当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，8名(míng)共产党员秘密集会(jíhuì)，宣告宜昌地区第一个党小组的诞生，点燃了这片土地的红色火种。

正是从此地出发，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，带领(dàilǐng)宜昌人民改天换地，走过(zǒuguò)了波澜壮阔的征程。

1925年的(de)中国，曙光初现。鄂西小城当阳，革命的火种也在悄然萌发(méngfā)。

原(yuán)当阳市档案局(dàngànjú)副局长、史志办副主任牛军介绍，受五四运动的影响，当阳乡俗改良(gǎiliáng)运动和教育改革风起云涌，一批当阳青年走到了时代的前列。李超然就是其中之一。

李(lǐ)超然，1908年(nián)毕业于当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，先在当阳观音寺小学做教员，后(hòu)入川进讲武学堂，入伍后结识了革命先驱吴玉章等人，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(jiàoyù)。1924年夏，李超然在武汉经董必武介绍入党。同年8月，李超然奉命回当阳开展党的创建工作。

1925年7月的一天，在当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一间普通教室里，李超然带领(dàilǐng)当阳第一批(dìyīpī)党员郑重宣布：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当阳小组成立。小组党员8名，李超然被推选为党小组长，隶属董必武(dǒngbìwǔ)负责的中共武汉地委领导。

风起于青萍之末。当阳(dāngyáng)(dāngyáng)小组是中国共产党在宜昌地区(dìqū)创建的(de)第一个地方组织，标志着当阳和宜昌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当阳大地上，肩扛梭镖的农民将土豪劣绅押上审判台，儿童团的少年们高唱革命歌曲，妇女协会成员剪开发髻走向社会——革命的浪潮(làngcháo)席卷沮漳河两岸。

从(cóng)东门小学，到位于当阳西正街的(de)李超然故居，只有三四百米。牛军说，李超然在小学里启蒙，最后又在小学里成立(chénglì)党小组，这段路见证了一个共产党员对“旧世界”的告别和对党无比坚定的信心。从东门小学到李超然故居，也成了当地各级(gèjí)党组织开展红色教育(jiàoyù)活动的一条重要线路。

1926年12月，中共当阳小组改建为中共当阳部委员会，李(lǐ)超然(chāorán)任书记。1927年6月，又改建为中共当阳县委员会，李超然成为中共当阳县委首任书记。李超然领导发动了城关起义、瓦仓(wǎcāng)起义，在组织1928年年关暴动时被国民党(guómíndǎng)反动派逮捕，后被秘密杀害于当阳长坂坡上，年仅(niánjǐn)38岁。

当阳(dāngyáng)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民国初年创办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改名(gǎimíng)为“城关小学”“当阳师范附属小学”“当阳市实验小学”等。当阳市实验小学于2000年8月整体搬迁，当阳市东门小学搬迁到了(le)中共当阳小组成立时(shí)的校址。

走进(zǒujìn)东门小学，纪念碑、超然楼、党史馆(guǎn)……随处可见的“红色建筑”，让爱国主义变得具象化。能接棒具有“起点”意义的红色文化资源(zīyuán)，当阳市东门小学教联体党总支书记夏丰笙深感责任重大。

纪念碑立于操场的(de)东南角，高2.5米，正面书“中国共产党当阳(dāngyáng)小组诞生地”，背面记录着(zhe)党小组(dǎngxiǎozǔ)8名党员的姓名。夏丰笙介绍，学校依托中共当阳小组诞生地，创建“星火相传，党旗生辉”党建品牌，设立道德与法治“超然(chāorán)名师工作室”，培养新时代的“红孩子”。每年的开学和毕业典礼上，学校都(dōu)会举行向纪念碑致敬的仪式，缅怀英烈。

牛军介绍，参加中共当阳小组成立的(de)8人中，4位为革命(gémìng)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但还有人沉沦了，甚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。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，也折射出党的艰难曲折。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，万千共产党员如大浪淘沙般接受斗争的洗礼(xǐlǐ)和严酷的考验(kǎoyàn)。

1949年6月11日晚，当阳县淯溪镇(zhèn)芦家湾（今当阳市庙前镇李家湾三组）的一间民房里，宜昌市委、市政府宣告(xuāngào)正式(zhèngshì)成立。会上，宜昌首任市长刘真说：“我们进城不是去做官老爷，而是去做宜昌人民的‘长工队’，是去为市民服务，去领导(lǐngdǎo)人民建设新宜昌。”

1949年7月16日，宜昌解放。这座(zhèzuò)古老城市的(de)巨变，从这个盛夏开始。

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承诺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当阳跑马乡的“车子化(huà)运动”被毛泽东誉为“技术革命的萌芽”；长阳乐园公社诞生全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(hézuòyīliáo)试点(shìdiǎn)，成为惠及亿万人的“中国方案”……

最壮丽的(de)篇章写在长江之上。

1970年(nián)12月30日，7万名建设者齐聚宜昌郊外，葛洲坝工程坝基(bàjī)挖起第一锹土；1981年1月4日，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——中国人首次驯服滚滚长江(chángjiāng)。依托葛洲坝工程，宜昌实现了峡江小城向中等城市(zhōngděngchéngshì)的跨越。

20世纪90年代，三峡工程上马，宜昌迎来了第三次(dìsāncì)跨越(kuàyuè)。地市合并、湖北省“一主两副”战略的实施，宜昌发展显著加快。新时代的宜昌，更在“共抓大保护(bǎohù)、不搞大开发”的号角中转型升级……

从宜昌(yíchāng)第一位共产党员(gòngchǎndǎngyuán)胡敌(húdí)、宜昌第一个党小组组长李超然，到宜昌第一任市长刘真，今日之宜昌，共产党员数量已经超过27万名。一个个平凡的名字汇聚起磅礴之力。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国家重大工程加快推进，宜昌迎来又(yòu)一次历史性跨越。站在6000亿的台阶上，宜昌迈向万亿(wànyì)级城市。

山河巨变，初心(xīn)永恒。煤油灯下，刘真告诫进城工作队的那句话，至今仍振聋发聩(zhènlóngfākuì)。

（来源：白龙岗纪事(jìshì)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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